【活動回顧：酷兒躁起來~中國酷兒運動的面向】
【活動回顧：酷兒躁起來~中國酷兒運動的面向】
黃品學同學座談側記：
聽完了這場難得的演講，覺得很有意義、學到很多，所以稍微整理的座談內容，放在這裡。這次演講難得邀請到了據說是老中青代表的三位資深同志運動者來談論自己的運動經驗。講座一開頭，主持人就提到，她覺得中國同運很多地方，甚至讓她覺得比台灣還更有活力。我想年齡相近的同儕可能大都有和我類似的印象，覺得中國怎麼可能會有運動？中國的運動，要不就是銅鑼灣、劉曉波、維吾爾人那樣，要不就是被徹徹底底地收編了吧？中國同運在哪裡呢？（如果對同運了解甚深者或許沒有這種無知的問題，因為中國同運和台灣同運事實上也不是陌生人）中國同運的酷兒性又從何見之？
三位講者：馬鐵成、徐玢和小剛都早在 1990 年代就開始接觸中國同運，2002 年鐵成在瀋陽創辦愛的援助，主要做愛滋的防治、關懷，以及同志社群、組織的能力建設（在台灣我們應該通常會說「培力」）；徐玢 2004 年創辦北京同語，同志運動組織；小剛則是在 2007 年創始了之後長達十多年的同志網絡節目《同志亦凡人》。三位都是中國同運的資深前輩。
鐵成、徐玢和小剛的運動故事
鐵成一開始介紹了他在瀋陽的跨性別社群——他說，這些人並不會用跨性別自稱，但她們應該就是我們所說的跨性別（跨女）——東北的「妖」。這些妖是中國的跨性別性工作者，她們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人生樣態，很多人有自己的工作，但在自己「正常」工作之外，她們也換上女裝，到公園裡去站街攬客，鐵成說，是她們開創了勞動公園的興盛。這些妖們不只是「男跨女」這樣簡單，有些人是「一步到位」的「變性人」（做完全套手術）、有些人是「ts」（只做了胸部），有些人則是沒做手術的「cd」，不男不女、忽男忽女的也都有；她們有些人是老師、公務員，或者比較女性化的可能去當婚托（負責扮演有家庭的結婚壓力的男同志的妻子）。而當她們是性工作者時，則得和嫖客、警察打交道，有時交保護費，有時——鐵成提到的其中一個妖的故事——被警察包圍、欺負、扒光衣服凌辱；而她們的「妖客」，則是一群偏好跨女的異性戀，喜當1當0都有。鐵成最後提到他和這些社群互動的心得，他覺得「酷兒」這個詞越來越「驕貴化」、「高大化」，但可能沒有看到這些底層自然發出的聲音。事實上，聽完這些故事，這些妖們也根本不需要「酷兒」這個詞，她們的生活便不斷地在逾越顛覆：在性別界線上跨越、在身份之間移轉。
接著分享的徐玢則簡要地交代了中國同運的脈絡。她提到自己當年是在 1995 年時在北京「進圈兒」，開始接觸北京的地下同志社群（她補充：也不是社群，也就那麼幾個人）。而要到 2004 年她創辦北京同語，才開始 NGO 的工作。而最近四、五年，她主要集中在法律政策的倡議上，在推廣、與政府交涉之間意外地頗有成果。徐玢說 1995—2003 年是中國同運的第一個階段，這時候政府非常緊縮，同志完全在地下活動，而同志行為（女男皆有，尤以男同志受害之劇）甚至可以被以流氓定罪送勞改，而且在 2001 年以前，同性戀都還是官方認定的精神病（她後來補充在中國到現在——而未來幾年應該不會改變——跨性別也還是精神障礙）。2001 年辦了北京的中國同性戀電影節，同年也有女同性戀文化節。徐玢回憶，女同性戀文化節時屆開幕之際，會場被警察團團包圍、盤查，活動只好移到當時北京第一個拉吧的創立者喬喬（音）家裏辦了兩天，才讓原本安排好的節目，不至於付諸流水。她說，2000 年初期一位中國的同運人士為這段時期下了這樣的註腳：中國沒有同志運動，只有同志活動。
2003 年則是同運的重要分水嶺，這年中國遭遇 SARS 危機，SARS 之後，中國也相應地調整了愛滋政策。愛滋政策的調整大大影響了同志運動的空間與歷程，徐玢說，大約 2003—2007 的時間，中國的同運可以說就是愛滋運動，愛滋運動成為中心，也成為中國同運的重要經驗。她打趣地說，當她 2006 年第一次來到台灣參與同志大遊行時，她的最大感想是：「竟然有這麼多不是愛滋運動的 NGOs 在街上遊行！」而台灣的參訪也給了徐玢相當大的啟發，她發現台灣的同運與婦運高度合作，而且有許多年輕人參與。因而當她回到中國思索運動的下一步時，她開始尋找中國其他的性別運動；她說，在這之前「愛滋運動是健康運動，而且是以男性為主的」，而中國的女權運動則不太談愛滋議題。於是 2007 年舉辦了拉拉營，有北美、港台的許多 NGOs 參與，是相當盛大的一次聚會（記得她提到台灣有性別人權協會和熱線）；這次聚會之後，又在 2008 年舉辦了拉拉串串培訓營，在中國五個地方培育地方小組，做串連。徐玢說，串連除了跨地區的合作，另一個意義是：她並不是要尋求有明顯中心領導的運動，而是要在各個地方燃起「星星之火」，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她說，這時候的中國 LBT 運動，不像愛滋運動累積了與政府溝通的經驗，是個「野生的」運動，沒有任何保障，也沒有任何和政府交涉的渠道；雖然簡直是白手起家，但她說這是「野生，也因為野生，是自由的運動」。
徐玢在後來的 QA 時間提到，中國的婦女運動和同志運動，有一段時間是各掃門前雪的，但現在有了改變。1995 年以前，中國只有婦聯會在做官方婦女運動，95 後才開始有 NGOs，而兩者分立的情形，到了 2008、2009 年才開始改變。她說這時候中國出現了新一波的女權運動，而這波女權運動者除了視野不同，組成上也很多拉子加入。徐玢說這很關鍵，甚至很多女權組織異性戀變成了少數；性別運動的合流上「主體的參與是重要的，因為運動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
此後中國出現了許多同志團體，其中也有很多是參考了台灣的熱線模式而創立的。例如中國同志親友會（中國和臺灣的漢人同志，都有重大的家庭問題）、北京同語等。提到中國同運的「酷兒性」，徐玢做了這樣的解讀：沒有民政註冊的組織，就是非法組織，但也因為中國曾經不是很重視 NGOs，相關的法令很繁雜也很不明確，因此給予了運動不確定性。在這個不確定性中，中國同運雖然遭遇困難，卻也有某種得以自由遊走的灰色地帶。而近幾年中國政府推出了一些規範組織的法律、規範明晰化以後，反而使得 NGOs 變得有點更「二元」了——合法的組織／非法的組織。她說，2015 年北京有一棟「性別大樓」，裡面有十個公民團體，其中 6 個是同志團體、4 個是婦女團體，但到了 2019 年，只剩北京同語和同志中心還「撐在那裡」。而曾經組成的華人拉拉聯盟（華拉盟）也因為 2017 年的境外組織管理法被認定為國際組織而無法在中國境內活動，去年只好散場收筵。鐵成的瀋陽愛的援助社工中心，最近終於註冊為合法組織，是趁著民政部開放四種 NGOs 註冊時（其中一種是社工組織；中國 NGOs 註冊的條件是要找上級主管部門做該組織的領導，但顯然不會有政府部門願意接納一個做愛滋議題的組織）以社會工作名義註冊，也不能公開說自己在做愛滋工作。他覺得註冊目前似乎沒有帶來太大好處，而同志團體還是很邊緣。
最後分享的小剛則是戲劇專業出身，在 1998 年拍戲時接了一個男同志身份的角色，但自己那時候也還搞不清楚自己是什麼性向，而劇組裡很多人都跟他一樣還搞不太清楚，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同運生涯。2001 年他擔任北京同性戀電影節主委，結果前三屆的北京同性戀電影節年年被警察取締，後來改名叫「酷兒」，才逃過一劫，因為「沒人知道這詞兒」。後來他於 2007 年創辦了同志節目《同志亦凡人》，之後延續了十年多。同志亦凡人拍過各式各樣的主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拍了女同志的性愛主題，一天內在新浪得到了三百萬點擊率，上了排行榜，卻也得到了許多負面留言，入鏡的女同志甚至被騷擾、威脅，只好聯絡新浪要撤下影片。他說，自己接觸同運，一直都是透過影像，但他覺得自己要到之後接任九五七五（一個老牌的同志熱線組織），才開始做運動。之後曾經做過全國媒體監測、愛滋長城徒步，和酷兒大學（培訓酷兒影像的人才），但他自己說，做運動時是自己「最不酷兒」的時候，常常想著要推廣，卻似乎沒有去關注更小的議題。但幸運的是，同志亦凡人經年累月沒有被官方鎖定，他說，同志亦凡人「沒有註冊，但不夠有名，也不夠主流」，因此反而可以經營自己的天地。
反思：什麼是中國運動的酷兒面向
或許是個不那麼全面的觀察，但我們常常對中國有很扁平的想像。也就是中國政府不只是能夠監控每一個人，更同時在實際監控每一個人；而中國人要不就是被洗腦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就是威權政體下無法動彈的受害者。於是，中國變得毫無公民社會可言，這個公民社會可以消費、可以苟存，但沒辦法產生一個有意義的運動。這顯然並不符合情況。每個地方的運動固然都和她所處的脈絡有關，因此中國的威權政府並不扼殺了運動的可能（事實上，中國政府的目的不是要讓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變成實際的傀儡，他要的是一個不太蓬勃發展、不過於張揚，且某程度上配合官方的公民組織與公民社會；中國政府不太可能對所有地下同志社團一無所知，但他也無意直接粗暴地斬草除根——即使絕對有一些這樣的案例），而是很大程度上形塑了運動者們的空間與選擇。就像台灣這幾年的同志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和萌萌們互動的結果，而不只是同運者一意孤擲的棋步；中國的同運，是在一個非民主的體制下進行，面臨的情形更不具確定性、更加險峻，卻因此可能有某種意義上更流動性的策略。
同一週來到台灣演講的還有中國的女權運動者熊婧（她也出席這場演講），熊婧到台大的亞洲比較研究中心談中國的 #MeToo 運動，她說中國的 #MeToo 運動有幾個特點：去中心化、沒有中心領導組織（似乎呼應了徐玢所說的「星星之火」的策略），有跨國的合作，以及在社群媒體上和言論審查「鬥智鬥勇」，因此用過「米兔」、「我也是」和「俺也是」等來規避審查。表面上聽起來，這和這場座談中談到的同運，有許多可以參照之處。熊婧所提到的「鬥智鬥勇」，在某個意義上，就具有酷兒的精神：不斷在挑戰線內與線外、不斷用各種變動的策略，來闖過官方的限制。而徐玢所提到的那種在不明確的法律之間遊走的策略、透過扶植各地的小同志組織來串聯的策略，或者鐵成在民政部的開放之下以社工名義登記註冊，都有某種意義上——在龐大具鴨迫性的體制下求生存、根據威權政府的動態打游擊戰——的酷兒精神。但說到這裡，如同鐵成的那群東北妖們，酷兒退回到很初始的意義，也就是酷兒與其說是一種——在當代華語語境裡——表示一種特異的拒絕常模的精神，不如說是這群酷兒／同志們處境，以及他們在這些處境裡展現的能動性。週一的演講裡，熊婧回答一則提問，說：（演講以英文進行）「妳不知道要怎麼生活在這個地方妳知道嗎，但就像我常說的，會發生的總會發生，妳得放輕鬆。我知道的是，沒有運動（activism），我沒辦法生活」。不知道鐵成、徐玢和小剛有沒有相似的感想，但當徐玢自嘲北京的性別大樓現在只剩兩個組織時，似乎也摻雜了類同的感受。中國同志運動的酷兒性是她們處境下的能動性，而她們更有活力的地方，是因為頭上的鐵掌壓得更緊。
另一個中國同運獨特的酷兒性，我感到特別有趣的，是語詞的使用。「酷兒」這個詞在美國的誕生，就是一個語言的抵抗策略：拿那個最被污名化的詞彙，來命名自己。但「酷兒」這個詞轉譯到東亞，似乎就變得太「高大上」了，變成一種學術語彙，或者菁英同志用以自名自居的標籤——鐵成也提到了類似的看法。而徐玢說到，第一屆北京的同性戀電影節，使用「同性戀」這個詞是刻意挑選的，而實際上這裡的同性戀，是泛指酷兒們；小剛也說到，後來這個電影節改用「酷兒」作為名稱，結果因為此詞不為人所知而逃過取締。在這裡同性戀和酷兒有種在語詞發展上的相應之處：「同性戀」是相當被污名化的詞彙，甚至一開始帶有某種病理學的意涵（今天在台灣可能已不再如此），而赤裸地用同性戀來為一個藝術影展命名，就是要現身，要強迫異性戀們看到我們。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同性戀」是個很酷兒的用詞（聯想到台大浪達社在 1990 年代曾經出過一本書，書名就直接叫做《我們是女同性戀》，或者更早台大男同性戀社出的《同性戀邦聯》，都很嚇人地把「同性戀」亮出來，不知驚訝了多少無辜異性戀的心靈）。而台灣比較常用的（中國同志們事實上也廣泛使用）「同志」則是另一種策略（這個詞來自香港影人林奕華），她用了語詞的歧異性，半遮半掩地把一個驚世駭俗的概念藏在一個正氣凜然的詞語裡。在這些唱名實踐之中，酷兒性不再需要「酷兒」兩個字，實際的處境與充滿流動與創意的策略構成了實質的酷兒性。
結語
讓我驚訝的是，台灣的運動和中國的運動，竟然有這麼多關聯。台灣的社運場景，竟然如此直接地給了中國同運者影響深遠的啟發，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不完全仰賴西方經驗的東亞自主的交流。聽完了這三位同運者的故事，不知為何很感動，事實上在那一群中國各地來的同運者來參訪女研社時，我就很驚訝其實一直有這麼一群人在耕耘，她們關注同志議題、愛滋議題、很多團體也都特別做跨性別議題。會後我去和徐玢打招呼（她幾天前來參訪台大女研社），她跟我說她們也在積極地培力學生組織，還說如果我有機會去北京的話可能可以看得到，即使現在局勢不穩定。主持的伍維婷老師在一開始就說，酷兒社會運動要做的一件事，其實就是去開展一個複數的公共空間，讓公共空間不再是同質的、單一的；只願這群同運者在中國能繼續開拓一個複數且富庶的同志空間。
